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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张五常越老越傻?

日期:2016-10-20  作者:叶子风   浏览次数:1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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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提示:网友绝代双波问: 我本来挺喜欢张五常的,他的《卖桔者言》是我的启蒙书,让我懂得自由经济的可贵。他的很多观点我也赞同,例如反对最低工资、反对反垄断法等。但是现在我简直受不了他,他好象老人痴呆了,越来越傻。以前他说上面的伟光正,腐败的都是下面的人干的,就让人捏了一把冷汗。如今就更夸张了,说下面的也不腐败,党的选拔机制很好,领导干部都是德才兼备。还有,他批评郎咸平、克鲁格曼这二傻,没谈观点,就拿爱国主义压人,指责人家抹黑中国。当然,他最丢人的还是那一句:“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。”这种人吧,在古代
关键词:张五常   经济学家  

 

答:

张五常说中国的制度是全世界历史上最好的。这是爱国主义,相当于钱学森论证“亩产万斤”,也是冷笑话。很多人以为他人品有问题,所以大拍马屁。

其实不然,依我之见,他变傻有两个原因。其一是发型问题,他的发型像被雷电击中,呈惊悚状。拳王泰森的前经纪人唐京也是这个发型,看起来就很“雷人”,非常影响智力。其二是观念问题。张五常是实证主义者,总是强调自己如何在现实中发现真理。其实,这是推销术,实证未必出真知的。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观念,世界就会呈现出他观念里的那个样子。例如一个人信鬼,他才会撞鬼。而每次撞鬼的经历,又强化了他“世上有鬼”的观念。张五常大唱赞歌,并不是逢场作戏,而是满怀真诚。这是他的错误观念的必然结果。

这个是我要重点讲的,他的公司理论里的重大缺陷,令他老眼昏花,一不小心就认贼作父。

这个事情还得从科斯说起。科斯有部名著叫《企业的性质》,被视为新制度学派的经典,至今仍有很多人对它顶礼膜拜。但实际上这篇东西很糟糕,谬误百出。

为什么成为经典?因为主流经济学界呆子太多。该文里,科斯有一个重要论断“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”,错得离谱。科斯没有弄懂“价格机制”,他以为真的就像“无形之手”到处拨弄,人反倒很被动,如牵线木偶一般。因此,当他在企业里看到的只是一个个计划、一条条指令的时候,他以为价格机制不存在了。他真是很傻很天真,价格是交易的历史数据,企业家面向不确定的未来,他通过价格机制来预测市场需求,制定计划,进行部署。预测对了,利润奖励他;预测错了,亏损惩罚他。实际上,企业内部也没有取消价格机制,最明显就是工资的浮动了。

科斯还说,使用“价格机制”费用高,所以形成企业替代之。这说法非常怪诞。正如哈耶克分析的那样,价格机制交流的是信息,其特点是“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,就是说,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。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,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的,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。”换言之,使用“价格机制”节省成本,企业从中发掘未来的“商机”,而企业的行为亦使得价格机制不断运转。

市场是分工体制,企业是市场的分工部门。但科斯却说,“企业代替了市场”。这个结论令人挠头,张五常直言,他有好几年没弄明白。后来他弄明白了,却发现这是错的,于是提出修正案:“最正确的看法,不是公司代替市场,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,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。”(注:张五常认为“公司”这个译法比“企业”更好。)

毫无疑问,在同一条思路上,张五常比科斯正确多了。但张五常将自己的逻辑推向极致后,得到了一个奇怪的结论:“公司无法界定”。这样一来,轮到科斯反驳张五常了。科斯说,张五常的毛病就是他的定义过于空泛,例如“交易费用”定义为“鲁滨逊的一人经济里不可能存在的所有费用”,无所不包,那就啥也解释不清了。接着科斯勇敢地承认,《企业的性质》有问题,自己思想混乱,将雇主对雇员的指挥当成企业的本质,误导了许多经济学家,包括张五常。然后他给了一个含混的回答:企业的边界还是有的,就是管理的结构。

不客气地说,科斯用“交易费用”定义“企业”一败涂地。有趣的是,他和张五常各自抓住了对方的痛脚。这场学术之争,张五常确实有过人之处,他找到了科斯的症结——他的企业理论来自列宁。不要小看了列宁,在苏联的神话没有破灭前,他的关于企业的论述影响甚广,科斯只是其中之一。而科斯的《企业的性质》一鸣惊人,也和当年社会主义思潮在经济学界泛滥有关——它迎合了许多经济教授隐秘的左倾思想。

其实列宁的理论怎能当真呢,他是职业革命家,对市场经济根本不了解。米塞斯很早就指出了这套企业理论的粗陋。他说,列宁关于企业的知识来自那些流亡革命者,他们的经验不过是企业里那些低级的文案工作。列宁通过他们了解企业,自然以为企业很简单,就是听从资本家的命令,做大量的文牍、抄写和算术工作。“他没有意识到,在我们可以设想出的任何社会组织体系中,管理生产活动所必然面临的难题:生产要素必然的稀缺性,进行生产的未来环境必然的不确定性,必须得从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中挑选出适合实现自己目标的技术”等等。

简而言之,列宁只看到了“计划和命令”,仿佛行政替代了市场,所以他相信政府可以替代公司,国家就是一家大公司。这种诡异的观点,同样隐含在了科斯的理论里。张五常看到了这一点,他感到疑虑,因为“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或生产组织,经理要靠无形之手(市价)的指引才用有形之手指导生产,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有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。”但他却没有更进一步推翻科斯的说法。他换了一个角度,又重新接受了下来。在科斯那里,公司是对政府的模仿。而在张五常这里,政府是对公司的模仿。“公司无法界定”,在张五常的视野里,一切皆“公司”,一个人也是,政府也是。他们通过“合约”联成一体,大家手拉手,就像在花花幼稚园里,欢乐又开心。

在弗里德曼夫妇的眼中,张五常的乐观超乎寻常。他们认为是性格使然,但我认为,这是观念使然。想想看,一个人把抢劫看成劳动,把强奸看成做爱,把欺骗看成关怀,他的世界肯定是洒满阳光的。张五常热爱市场经济,当他的经济理论告诉他,政府不是强制组织,而是自由企业,他能不天天嘴里含着棒棒糖吗?他含情脉脉地凝望中国,很快就找到了心上人的优秀之处:制度太棒了,全世界第一,各级政府都是公司,它们相互竞争着,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,不断创造财富。在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里,张五把经济腾飞归功于县一级政府,因为他发现它们权限很大,土地等资源可以自由裁量,不用请示上级,简直和私企一样。张五常兴奋极了,如此概括这个史无前例的好制度:“这个合约的结构,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,通过层层承包,推动佃农分成。 ”既然县政府成商业机构了,招商引资做好了有奖金拿,张五常不大相信官员会贪污。他说,县干部的水平是世界级的,或许有极个别的腐败,但他从未见过一个蠢人。

其实,腐不腐败无所谓。清官两袖清风,任由租值消散,这才是最糟糕的。但政府毕竟不事生产,不会创造财富,将经济发展归功于它是很搞笑的事情。打个比方,一帮“圣贤”霸占了某村落,打完土豪,没收财产,土地公有,连集市也取缔了。很快,这村落就发生饥荒了。这时圣贤们觉得不对了,长此以往自己也得饿死,于是改革开放。虽然很多东西是公家的,但可以租给个人使用,集市恢复了,还招商引资,并承诺以后不再胡折腾。显然,这样做,村落经济会好起来。

但要看到,此时的经济好转,并非因为这帮圣贤为别人做了什么,而是因为他们减少了对别人的侵犯和阻碍。可惜张五常看不到这一点,他见到圣贤们很忙,就认为经济好转是他们忙出来的。其实,这帮圣贤忙的不过是把强占的东西再租出去,没什么了不起。

当然,“出租”要比“闲置”强,但无论如何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。因为这些圣贤以武力为后盾,租出去看见别人赚钱多了,一个不高兴就可以抢回来。比如那些小煤矿就是这样,不赚钱就租出去,煤价涨了立马收了回来。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制度呢?圣贤们别瞎忙了,租什么租,那些强占的土地什么的,要么还给村民,要么卖断给他们。引用一句老生常谈,这叫“产权清晰到个人”。

好了,中国国情就点到即止,让我们回到企业理论的争议上来。科斯说张五常错了,公司有边界,可以用“管理结构”来标示。什么样的管理结构呢?科斯语焉不详,其实答案早就有了。这就是米塞斯说的,“利润管理”。这一点使企业区别于政府组织——其特征是“官僚管理”。另外,也使企业区别于慈善组织——这可以从其别称看出来,“非盈利机构”,即与利润无关。

科斯误以为,计划与市场对立的,企业内部充满计划和指令,所以是市场的替代。实际上,面向未来,每个人都会有计划,鲁滨逊的一人世界里有,而看似无序的市场里,每个参与者也都有。关键是,此计划非彼计划。企业的计划是通过价格信息,进行经济核算做出的。而官僚机构的计划,是行政的技术安排,不靠价格机制引导,也不采用经济核算。

另外,科斯以为企业里雇主与雇员的关系,如同政府机关里的上下级,这也是误会。企业家指挥员工,与将军指挥军队不一样,因为企业家必须听命于消费者。可以说,消费者才是企业最终的指挥者。根据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,企业家随时调整自己。官僚机构则不同,最高领导独断的决定,以强制的方式执行。上级发出命令,下级服从,并对上级负责。企业是互惠契约的合作,企业家对下级的评价,依据是他们对利润的贡献。而官僚机构是服从命令的合作,领导评价下级是抽象的人格评价,每个人在等级制中的身份决定了自身价值。

诚然,企业也有官僚管理,越大型的就越明显。但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,出于“利润管理”的要求,“官僚化”始终是要克服的。这也是管理学兴盛的原因,而韦尔奇这类企业家之所以牛逼,正正因为他们有“去官僚化”的本领。

在中国,提倡所谓“管理创新”、“企业文化”,体现的就是“去官僚化”的迫切性。我曾经在一家大型民营企业任职,这家公司的老板最苦恼的事情就是,企业规模大了,效益好了,管理却跟不上,人员流动大,团队松散。究其原因,还是“利润管理”出了问题。这个老板能力很强,他经常能从政府手上拿地、拿项目,轻而易举就能赚到很多钱。这是企业获利的巨大优势,却不是在市场上的优势。结果企业效益好,几乎全是老板的功劳,他也就看不见下属在利润上的贡献。公司的员工们也很迷惘,他们在市场上拼死拼活赚的,比起老板通过政府赚到的,只是九牛一毛。这样一来,企业“官僚化”了,人浮于事,员工无法用业绩证明自己,上司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

我相信,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,很多民企老板也非常苦恼,为什么自己的企业总看上去不像个企业。其实,真正的根源还是政府,政府插手经济,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企业,那么企业只能依附于它,变得越来越像政府的部门。

张五常认为“政府公司化”是好现象,这是错的。其恶果是,企业也不得不陷入官僚体制之中。要知道,官僚体制是封闭的系统,不需要创造力。而企业失去了创造力,不再向消费者的需求开放,也就离死不远了。

 

张五常是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人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在现实层面,他最大的贡献是,用“租”的概念解决了产权上的争端。的确,“承包制”行之有效,但这毕竟是权益之计,是半吊子自由经济观念。所有权攥在政府手上,不管线放得有多远,终会拉得回来,这两年的“国进民退”就证明了这一点。无论如何,政府“出租”那些原本属于公民的东西,还让公民感恩戴德,肯定不是最好的制度,因为它造成一种假象:公民的权利都得向政府购买。张五常有时会记得这一点,例如他抨击中国的出版,说全世界都没买书号这回事;但更多时候他选择了失忆,同样是“租”,却对县政府的土地政策赞不绝口,好像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道曙光。其实这不过是政府霸占资源做独门生意,要人投资它当然低声下气了,等投资者赚钱时,它就可能磨刀霍霍了。归根结底,政府不是真的企业,它是强制机构,随时能将成本转嫁到别人头上。这是很浅显的道理,身为经济学家,不该遗忘,也不该失去警惕。

本来还想谈谈张五常其他的理论谬误,但看看前面的篇幅,已经够长了。他的那些德治与法治的交易费用算术题,就留待以后再扯吧。

张五常年事已高,我衷心希望他长命百岁,来得及修正这一大堆错误。不然,他的那些经济学门徒,整天拿着他不中用的“交易费用”概念,鬼画符一般,到处招摇撞骗,也是中国未来的一大祸害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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